易图讲座 第14讲 宋代的易图——朱熹的黑白块横图

第14讲 宋代的易图——朱熹的黑白块横图

朱熹《周易本义》卷首列有《伏羲八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见下图)。

以黑白块替代《易》卦的原本符号作出“八卦横图”和“六十四卦横图”(大小二横图)，是出于朱熹之手，而不是出于邵雍。这是我们通读《皇极经世》、《朱子语类》和《文公易说》等书后得出的结论。过去那些谓大小二横图出于邵雍的说法，是读书不求甚解的臆见。

朱熹于《周易本义》释《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四象者，次为二画以分太少;八卦者，次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此数言者，实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丝毫智力而成者。画卦揲蓍，其序皆然。朱熹言“伏羲画卦自然次第”，是“从两仪、四象加倍生来底”。《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是以黑白方块象一阴一阳替代原卦爻符号作图，而“两仪”至“六十四卦”六横图则以原卦画符号作图。我们读《文公易说·杂问答·答袁枢》可知，当袁枢得到初版《易学启蒙》，即就所列易图提出“河图洛书是后人伪作”、“不当以大衍之数参乎河图洛书之数”、“七八九六不可为四象”、“四爻五爻者无所主名”、“黑白之位尤不可晓”、“专为邵氏解释”等问题。其中所谓“四爻五爻者无所主名”与“黑白之位尤不可晓”，即是指以黑白方块所作《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图而言。朱熹则于回信中辩曰：“乾则三位皆白，三阳之象也;兑则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阳而上一阴也;离则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阳而中一阴也;震则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阳而上二阴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阴阳之象也。盖乾、兑、离、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间两仪之象也;乾、兑、巽、坎之中爻皆白，离、震、艮、坤之中爻皆黑，两卦相间四象之象也;乾、离、巽、艮之上爻皆白，兑、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间八卦之象也。”又曰：“一画为仪，二画为象，三画则为卦，则八卦备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阴阳一画，则积至三重再成八卦者，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径以八卦遍就加乎一卦之上，则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画、五画之时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由朱熹此辩可知，袁枢所得《易学启蒙》中有“黑白之位”二“次序”图。此二图正是今见《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之《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从《答袁枢》提及“卷首旧图”之语，可知其图正是指“黑白之位”二次序图而言。由此可以断定，此大小二横图原为初版《易学启蒙》之图。正是朱熹征求了各方面意见之后，于再版《易学启蒙》中去掉了“黑白之位”大小二横图，改画作六横图。

王懋竑《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考，得出结论：“邵子所传，止有《先天方圆图》。……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是孰受而孰传之耶?乃云‘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邵氏止有《先天》一图，其《八卦图》后来所推，六横图朱子所作。以为皆出邵氏，是诬邵氏也。”

《朱子语类》与《文公易说》多云“伏羲画卦”，仅《朱子语类》卷六十五、六十六，即有“只是一动一静，便是阴阳，伏羲只因此画卦以示人”、“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伏羲画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虑”、“伏羲当时画卦，只如掷珓相似，无容心。《易》只是阴一阳一”、“方伏羲画卦之时，止有奇偶之画”、“伏羲当时偶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从而画放那里”、“伏羲画八卦，只此数画，该尽天下万物之理”等十余处。我们参考《文集》与《语类》则发现，恰是许多讲学语录，特别是给友人的信件中，均体现出朱熹构建大小二横图的思想。

《易学启蒙》虽是蔡元定起稿，然朱熹给友人信中皆将是书作自己著作看待。如此，凡《易学启蒙》旧图与新图，皆当视作由朱熹牵头编纂。《周易本义》虽不当有此大小二横图，然图说之义却体现于诠释的文字之中。释“易有太极”一节之义曰：“太极者，其理也;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四象者，次为二画以分太少;八卦者，次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此则是语涉《伏羲八卦次序》图的文字，又《周易本义》释《说卦》“天地定位”一章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居东南，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这与《伏羲八卦方位》图说同义。释“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曰：“起震而历离兑以至于乾，数已生之卦也;自巽而历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则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次，故皆逆数也。”此则是以“一贞八悔”之贞卦就《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图释“顺”、“逆”之义。非见此二图，则难明其诠释之义。又《易学启蒙》旧图之中有此二图，以此则知此二图亦非门人依附而作。

我们以《易学启蒙》参证朱熹《答袁枢》、《答王遇》、《答郑仲礼》、《答程迥》、《答林栗》、《答虞大中》、《答叶永卿》等书信，亦可知大小二横图为朱熹编纂之图。《周易本义》卷首大小二图是朱熹一手编纂，是推衍邵雍“加一倍法”之义而创为《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图。《周易本义》释《乾》卦曰：“伏羲仰观俯察，见阴阳奇偶之数，故画一奇以象阳，画一偶以象阴;见一阴一阳有各生一阴一阳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已成，则又三倍其画以成六画，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则是阐述卦画累加成卦之法，又释《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亦是阐述爻画累加成卦之法。朱熹为了形象地表达这种爻画累加成卦的“加一倍法”，用黑白方块替代原本卦爻符号，创作了《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小二横图，列于初版《易学启蒙》卷首。并针对袁枢之疑辨解曰：“来教又论黑白之位尤不可晓。然其图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晓，且为此以寓之耳。”又曰：“仆之前书固已自谓非是古有此图，只是今日以意为之，写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晓矣。其曰画前之易，乃谓未画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于聪明神武之人以发其秘，非谓画前已有此图，画后方有八卦也。”

“妄意两仪只可谓之阴阳，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别，而其序亦当以太阳、少阳、少阴、太阴为次。盖所谓递升而倍之者”，由此说可知：以一画为仪、两画组合为四象，实自朱熹始。为着能“递升而倍之”，只有以“黑白之位”作横图方能“令人易晓”。“盖四象第一画本只是前两仪图之一奇一偶，缘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为四，而初画之一奇一偶亦随之而分为四段耳”，此说亦是只适用于以黑块替换阴爻符号之图。如果仍以传统卦爻符号作图分段，阳爻符号“棥狈侄炙姆帜酥练秩钥墒幼鞫⑺哪酥寥把糌场保踟撤拧?/FONT>--”分二之后即非二“阴爻”。看朱熹所作《伏羲八卦次序》图，初以一画为仪，中以二画为仪，终以四画为仪，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初以一画为仪，成八卦时又以四画为仪，成六十四卦时又以三十二画为仪。与其一画为仪、二画为象说矛盾，因而袁枢方谓二图“黑白之位尤不可晓”。

朱熹以纯理性说“伏羲”一阴一阳叠加生卦。然而，阴阳乃物之性，无载体如何能加倍而生?又其屡屡对友人说，是因“康节之说”而得其画卦次第，此乃是对邵雍“加一倍”卦之生变方法的误解。

《观物外篇》语录：“老子知《易》之体者也。”而朱熹却说“康节尝言老氏得《易》之体，非也”。显然，二人对《易》之体有不同看法。在强调“观物”的邵雍眼中，“太极既分，两仪立矣”，是“一气分而天地判”(一生二)，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是为“天之四象”和“地之四象”(二生三)。“道为太极”、“太极一也”，天地为两仪，八卦为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六十四卦象万物。如此在邵雍看来，《系辞》“易有太极”一节所述乃《易》之体，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有合，因而有是说。而朱熹却以太极为“一理”，一阴一阳为“两仪”，阴阳二画排列为“四象”，阴阳三画排列为八卦，阴阳四画排列为“十六卦”，阴阳五画排列为“三十二卦”，阴阳六画排列为六十四卦。其说“《易》之体”是个阴阳“加一倍法”模式。“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又更都无道理”、“有是理即有是气，气则无不两者，故《易》曰太极生两仪。而老子乃谓道先生一，而后一乃生二，则其察理亦不精矣”、“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说二生三，便是不理会得”，由朱熹如此评介，即见其“唯理”与邵雍“唯物”之不同。

朱熹每每对人说，邵雍“一分为二”之说是自“太极”说到六十四卦。然而，《观物外篇》“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易》六位而成章也”这段语录，是继“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之后而立言，是以“卦之生变”述说以《乾》为祖的六十四卦(万物)衍化过程，因而有“乾为一”、“一生二为夬”、“二生四为大壮”、“四生八为泰”、“八生十六为临”、“十六生三十二为复”、“三十二生六十四为坤”之说，此即“《易》六位而成章”，并非说爻画累加成卦。邵雍既然主张“八卦相错者，相交错而成六十四卦也”之说，则必不以四爻排列为“十六卦”、五爻排列为“三十二卦”;既然主张“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为“二生三”之八卦，则必不以不成物象之二画排列为四象。

朱熹不知邵雍所谓“乾坤纵而六子横”图是由“卦之生变”而来，而教人曰须先将卦作一横图，用《伏羲八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横图中分拗转而围成二圆图。正是朱熹以所作横图起《乾》至《坤》为“逆数”，所以将横图中分拗转围成圆图之后，左方起《复》至《乾》为“顺”，右方起《姤》至《坤》为“逆”，因而《易学启蒙》曰：“如横图及圆图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数也’”。此“圆图又只一半逆”，实因横图起《乾》至《坤》为“逆数”所致。

邵伯温谓《先天图》中寓有“卦之生变”。“乾为一”、“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这些《观物外篇》语录所述正是“卦之生变”。以乾为祖，三变而八卦成(一变乾之上爻得兑，是为“一变而二”，二变乾、兑之中爻得离、震，是为“二变而四”，三变乾、兑、离、震之初爻得巽、坎、艮、坤，是为“三变而八卦成”)。以《乾》为祖，六变而六十四卦成(一变《乾》之上爻得《夬》，是为“一变而二”，二变《乾》、《夬》之五爻得《大有》、《大壮》，是为“二变而四”，三变《乾》、《夬》、《大有》《大壮》之四爻得《小畜》、《需》、《大畜》、《泰》，是为“三变而八”，四变《乾》至《泰》之三爻得《履》至《临》，是为“四变而十有六”，五变《乾》至《临》之二爻得《同人》至《复》，是为“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乾》至《复》之初爻得《姤》至《坤》，是为“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由此“卦之生变”可知，巽是变乾初爻而得，坤是变震初爻而得，如此即可阔而围成小圆图，大圆图亦然。又可知邵雍《先天图》并非以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成。

清初而起的考据之学，对周敦颐、邵雍、朱熹的“道学”多有辩证。王夫之、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李塨等人对《易》象数学(包括各类易图)均有所论述，而辩证源流订正讹误是其主要任务。这无疑于相传五六百年的宋明理学的浓厚气氛中开一天窗。这些人对《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之图的辩证，如《河图》、《洛书》，辨其原委指明舛误，可谓达到无须再辨的地步。然而对“伏羲四图”之辨，则多有未明，几乎全是“朱冠邵戴”，以朱熹发展演变了的“先天之学”作邵雍原本之学而批驳之。黄百家纂辑《宋元学案·百源学案》，竟将朱熹所作“黑白之位”二横图采入，又将张行成所作《气候图》当作邵雍“先天卦气图”采入，又采入其父准牛无邪《易钤宝局》所推之《挂一图》和《既济图》。凡此数端，一直影响着后人有关的著述。

阅民国以来名家所著有关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史一类大作，多是本《百源学案》而谈邵雍理学，亦几乎全准朱熹的解释而转述邵雍的“先天之学”。分而见其精，方能合而见其大。之所以论述有涉“先天之学”而不精，一是对邵雍原本之学研究不够，一是过于相信朱熹对“先天之学”的诠释。毕竟邵雍与朱熹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毕竟各是各的“先天之学”。北宋时期的邵雍和周敦颐似乎并不讳言《老子》，而南宋时期则多有门户之见。南宋偏安于一隅，其时道教空前发展，朱熹为着倡明儒学，对邵雍的“老子知《易》之体”和周敦颐“自无极而为太极”等说加以改造和重新诠释，应该说有其历史原由。以朱熹的学问，他当然明白所谓“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之所指，亦明白“无极”是老庄的概念。其高明之处恰在于能将《先天图》、《太极图》及其内涵改造得天衣无缝，能为理学所用。周敦颐原本并不出名，是朱熹将其抬为理学之祖，邵雍之学原本亦不为人所重，是朱熹将其“先天之学”重新诠释而写入《易学启蒙》。今天，我们从史学的角度来阐述邵雍、周敦颐和朱熹的哲学、理学思想，就需要注重区分其各自的特点，而不能含糊其词或“朱冠邵戴”。

任继愈先生说：“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来看，几十年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的文章、著作就是成就。把重大问题、主要学术流派介绍得比较准确，就受到称赞。几十年间，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比如：对范畴发展的研究;专题、专门学科的比较研究;专人、专书的研究;断代的研究;中外哲学的比较研究;等等。有了大量分科、专题研究作为基础，再写中国哲学史，会比过去有更多进步和提高。”我们以分科、专门的基础研究成果来充实中国哲学史或宋明理学史，应该是时代发展赋予的责任。

思考题：

1朱熹为什么要以黑白块作出大小二横图?

2邵雍《观物外篇》曰：“独阳不生，寡阴不成。”又曰：“阳得阴而生，阴得阳而成。”朱熹把阴阳爻各分为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是出于邵雍的“先天之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