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九流中的三教指的是哪些？

俗話説：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隨着時代的發展演變，新行業不斷出現，舊行業不斷被淘汰。但是不管怎樣，都會被涵蓋在三教九流之中，這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今天，小編就為大家分享一下三教九流中的三教指的是哪些？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一、什麼是三教九流？
　　三教九流（亦作九流三教）泛指中國古代的宗教與各種學術流派，是古代中國對人的地位和職業名稱劃分的等級。在古代白話小説中，往往含貶義。三教：儒（即儒教）、釋（即佛教）、道（即道教）九流：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所謂九流十家，是指九流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以外加上小説家。九流可細分為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説法不一。（此九流為地會地位，與九流十家的學説無直接關係）上九流帝王、聖賢、隱士、童仙、文人、武士、農、工、商佛祖、天、皇上、官、閣老、宰相、進、舉、解元佛祖、仙、皇帝、官、鬥官、秤、工、商、莊田佛祖、仙、皇帝、官、燒鍋、當、商、客、莊田中九流舉子、醫生、相命、丹青、書生、琴棋、僧、道、尼秀才、醫、丹青、皮（皮影）、彈唱、金（卜卦算命）、僧、道、棋琴舉子、醫、風水、批、丹青、畫、僧、道、琴棋舉子、醫、風水、批、丹青、相、僧、道、琴棋下九流師爺、衙差、升秤、媒婆、走卒、時妖、盜、竊、娼高台、吹、馬戲、推、池子、搓背、修、配、娼妓打狗、賣油、修腳、剃頭、抬食合、裁縫、優、娼、吹手巫、娼、大神、梆、剃頭、吹手、戲子、街、賣糖。

二、三教具體指的是什麼？
　　儒釋道，儒指的是孔子開創的學派，也稱儒教。曾長期作為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存在，居於主流思想體系地位，其影響波及朝鮮半島、日本、中南半島、中亞、東南亞等地區； 釋是古印度（今尼泊爾境內）喬達摩悉達多創立的佛教，因悉達多為釋迦牟尼佛，故又稱釋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道指的是東周時期黃老道神仙家依據《道德經》（即《老子》）《南華經》（即《莊子》）而長期演變創立的宗教，是中國本土宗教。
　　儒釋道為古代中國最早的世界文化視野範圍觀，以釋為代表的印度文化圈，是大中華文化圈範圍外眾多外來文化中離中華最近，接觸最早的文化，隨着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地球也如同一個小村落，更多優秀的文化呈現在世人前，取長以補短，萬物以沖和，方為中華之真精神，世人之福氣。
　　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三教講論，雖肇始於南樑梁武帝時，然直至隋唐代儒、佛、道三教，這種“一致”、“合流”並不能掩飾彼此之間的排斥和鬥爭。直到元明並漸由論難而趨於融匯調和。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大約是在後漢初期，但直到魏晉南北朝，才得以在中華大地滲透普及。這期間，相距了數百年。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出現呢？
　　《弘明集·道安傳》裏説，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經過了四百餘年才開始真正被中國人接受，[2]  這是因為中國自古以來的哲學思想深入人心以及當時華夏在文化上極為自信，華夷觀念根深蒂固。
　　佛教雖在漢代已傳入中國，但東漢、曹魏、蜀漢、東吳及西晉等政權明令禁止漢人出家為僧，那時的佛教還是胡人的宗教。但是也有少量漢人不顧禁令出家為僧。後趙建武元年，經佛圖澄勸化，後趙正式允許漢人出家，從此佛教於五胡十六國時期及日後的北朝逐步在中原普及，甚至影響南朝。
　　經過五胡亂華後，中原基本已經佛化，南有梁武帝下詔合道事佛，就連被譽為“山中宰相”的道教着名人物陶弘景躲在深山修行，也要在道館兩旁各修青壇和佛塔一座，以表兩教雙修，死後更是要用佛教的袈裟入殮，陪葬器物。[3]
　　一般説來在這時期揚佛教抑儒道的風氣相當濃烈。活躍於東晉至劉宋時的宗炳認為佛典宣説的思想無論較儒家的 《五經》 ， 還是道家的 《老子 》 、 《莊子》 ， 都更為精妙。其 《明佛論》 説：彼佛經也， 包五典之德， 深加遠大之實； 含 《老 》 、 《莊》 之虛， 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 肅焉感神。其映如日， 其清如風， 非聖誰説乎？
　　這是説佛經不但涵攝儒書、 道典的優點， 而且還遠較二家更為殊勝。正是居於此， 魏晉南北朝的崇佛者又稱釋迦牟尼為 “眾聖之王， 四生之首” 、 為“大聖” 。這種獨崇佛教、 貶抑儒、 道的態度在梁武帝身上達到頂峯。他在《敕舍道事佛》 一文中， 竟然將中國傳統的儒、 道二教都斥為邪教， 並號召臣下反偽就真， 舍邪歸正：
　　老子、 周公、 孔子等， 雖是如來弟子， 而為化既邪， 止是世間之善， 不能隔凡成聖。公卿、 百官、 侯王、 宗室， 宜反偽就真， 舍邪歸正。[4]
　　雖然佛教很早就傳入，然只在少數信奉者範圍內流傳。這樣前後經歷了約五百餘年的時間。在各種因緣的配合下，漸次坐大，各類佛學思潮不斷湧現。迨至隋唐時代，已進入實質性的綜合創新時期，佛教佛學，一併繁榮。不獨在所有外來宗教中首屈一指，而且與本土的儒、道二教相比，亦處於明顯的優勢地位，乃有問鼎思想以至政治地位的資本：
　　一是在思想界，主張將儒、道二教排列在自己後面。如智頡（538—597）《維摩詰經玄疏》引《造立天地經》雲：寶應聲聞菩薩示號伏羲，以上皇之道來化此國。又引《清淨法行經》説：摩訶迦葉應生震旦，示名老子，設無為之教，外以治國 ……光淨童子，名日仲尼，為赴機緣，亦遊此土，文行誡信，定《禮》刪《詩》，垂裕後昆，種種諸教。
　　智顎引用這兩部偽經，貶低孔子、老子，甚至連創作八卦的伏羲也不放過，意在顯示佛教在思想領域的實力，反客為主的意圖是極為明顯的。再像三論宗的吉藏（549——623）在其所着《三論玄義》裏的判釋，也認為儒、道二教皆為“外道”，還比不上佛教的“聲聞乘”。至於唐代撰寫《廣弘明集》的道宣（596——667）在其《歸正篇》的序言中，更是宣稱：若夫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唯佛稱為大聖，光有萬億天下。故誇門學日盈，無國不仰其風；教義聿修，有識皆參其席。彼孔老者，名位同俗，不異常人，祖述先王，自無教訓，何得比佛以相抗乎？……是以知天上天下，惟佛為尊。
　　這種昂揚的自信源於佛教徒文化自信心處於絕對的主導地位。佛教也非常重視人才素質的培養與提高，重視培養大量人才的結果就是湧現大量的人才，之後是各大宗派的相繼崛起，隋代的天台宗、唐初的三論宗、法相宗、則天武后時的華嚴宗、開元年間的密教、唐末的禪宗等，人才輩出，大部頭的佛學專着也不斷問世。[5]
　　雖然，此一時期僧尼的人數並不很多，終唐一世，大抵徘徊在全國總人口的1%左右，但因為多數僧尼的文化素養奇高，其影響力卻非同小可，連唐太宗也不敢漠視，儘管他基本上不信佛教，[5]  但也不得不承認佛教潛在勢力的雄厚，如在貞觀11年（637）的一則詔書中説：
　　佛教之興，基於西域。爰自東漢，方被中國。……暨乎近世，崇信滋深。……始波湧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為眾妙之光，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反，於滋累代。
　　此種説法決不是一般的虛擬之詞，而是有事實基礎的。以隋代為例，“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人，譯經八十二部。”這些數據雖有誇大之嫌，但隋朝二帝的興佛功行已不難想見。同時，佛教義學的研究也相當繁榮。隋末唐初的戰爭使寺院和僧人均有所損，但佛教的根基並未動搖，唐太宗的感歎不是空穴來風。至於間里民眾的虔誠信仰，更是佛教流風不墮的社會基礎。唐玄宗《禁僧徒斂財詔》也有如此描述：流俗深迷至理，盡軀命以求緣，竭資材而作福，未來之勝因莫效，見在之家業已空，事等系風，猶無所悔。
　　至於“風靡於朝廷”的見證，也同樣可以在唐代的佛教的故實中找到，比如唐高祖時，太史令傅奕數次上書請除去佛教，當其疏交付羣臣詳議時，大臣多袒護佛教，支持傅奕的，不過太僕卿張道源一人。連太子李建成、李元吉都為佛教説情，可見佛教在朝廷中的影響程度。
　　這是佛教問鼎政治地位的又一資本。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唐初佛教方面一次又一次地對朝廷“道先佛後”的政策提出異議，從而引發佛、道兩教之間政治上的“排座次”之爭。雖屢遭失敗，卻也説明佛教既然已從原先依附於儒、道二教的陰影中走出，轉變為與道教的矛盾，其勢力又如日中天，自然不甘心於在三教中叨陪末座。
　　與此同時，佛教還處處主張與道教劃清界線，此與魏晉時期高僧多以老莊詮釋佛教，比如僧肇着論，即盛引老莊的情形，真有霄壤之別。
　　佛、道二教的門户之見，雖初起於道安時代，如名士習鑿齒《又與謝安書稱釋道安》中説：“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意指道安（312--385）視道家不過是“方中馳騁”而已，沒有佛家的境界高遠。但當時並未出現相互詆譭的現象，彼此之間的關係還是比較友善的，相互取資，亦復不少。隋唐以降，隨着佛教勢力的不斷壯大，其進擊性日趨強烈。因此，急於與道教分河飲水，為坐上三教領袖地位而掃除障礙。所以能在佛學領域裏開出一片新天地來。[6]  而道教則沒有儒家和佛教中的保持本教醇正的思潮。所以道教思想中，有不少其他的思想，而逐漸失去其本身之正。正是如此道教常被二教鄙視、奚落，以至於讓當時的世人產生了看佛書，以後可以不用再看道教經書的思想。
　　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儒、 釋、 道三教論爭幾大主題進行逐一梳理。我們看到在這一時期以佛教東傳為契機， 中、 印兩大古老文明第一次在文化思想層面上相遇並展開激烈的交鋒。由於印度文明以宗教出世主義為導向的文化對中國以現世主義為中心的倫理本位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補性， 因此中國人在初次遭遇這種異質文化衝擊時的確感到心靈的巨大震撼。這無疑是中國文化遭遇的首次挑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中華文明在應對印度文明主動挑戰的過程中， 對佛教採取的開放、 接納、 改造的系列姿態， 使得印度佛教為適應中國社會的特殊土壤而做出適度的修改， 從而最終造就了極富思想創造性的中國佛教。公元十二世紀之後， 佛教在印度由於種種原因而絕跡， 中國反而代之而起成為宣播佛教的主要中心之一。就中國文化來看， 佛教及其所承載的印度思想的傳入， 大大拓展了中國文化的精神視域，為中國人提供了來世、輪迴、地獄等抽象能力， 彌補了中國文化現世主義導向過於強烈的俗世主義弊端。[4]
　　從世界文明的大視野看， 作為世界兩大古老文明的中、 印文明在歷史上的衝突、 交鋒及其所採取的解決途徑， 為當今全球化時代解決各文明之間的衝突提供了借鑑意義。[4]
　　佛教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不能不向當時佔有支配地位的儒家靠攏，並在哲學思想上依附於“老”“莊”和玄學。三國時期，大批印度和西域僧人來華，從事譯經、傳教的工作，這為以後佛教在魏晉南北朝的廣泛傳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南北朝時，由於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視，印度佛教經過改造以後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逐漸在民間紮下根來，並取得重要的發展，至隋唐時代達到了鼎盛，形成了許多具有民族特點的中國佛教的宗派和學派，並傳播到了我國鄰近的國家。
　　在印度佛教未傳入之前，儒學佔有顯着的地位。佛教傳入中國後，為了依附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為圖調合儒、道的矛盾，不斷地援儒、道入佛，論證三教的一致性。例如，在我國最早編譯的《四十二章經》中就已摻入了很多儒、道思想的內容，該經一方面宣傳小乘佛教的無我、無常和四諦、八正道，但同時也雜有“行道守真”之類的道家思想，以及“以禮從人”等等的儒家道德行為規範。由於“三教一致”、“儒釋一家”的渲染，在社會風氣上也蒙受影響，相傳南北朝的傅翁頭戴“儒冠”，身穿“僧衣”，腳着“道履”，集儒、釋、道於一身，表示“三教一家”。另外，傳説中的“虎溪三笑”（名士陶淵明、僧人釋慧遠、道士陸修靜在廬山的會見）也成為後人的美談。
　　從歷史中可以看出，儒、釋、道三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過互相靠攏、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情況；但這種“一致”、“合流”並不能掩飾彼此之間的排斥和鬥爭。三家之間的爭論有時表現得很激烈，震動朝野，甚至發生流血的事件。其犖犖大者有：在南朝宋文帝時的儒家與佛教之爭；齊樑之間的神滅、神不滅之爭；宋末齊初之間的道教與佛教之間的夷夏問題之辯；在北朝時由於佛、道鬥爭的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廢佛法難事件，以及北齊文宣帝時展開的佛、道之間的傾軋，導致滅道的舉措和元朝時對道教的毀經滅藏。
　　隋開皇年間的三教辯論大會；大業時令沙門、道士致敬王者而引發的鬥爭；唐武德年間的儒道聯合反對佛教的鬥爭；貞觀時的釋、道先後之爭；高宗時的多次佛、道大辯論；高宗、武后和中宗時的“老子化胡説”之爭；唐中後期多次舉行的佛、道大辯論；武宗時的滅佛；韓愈等儒者的反佛、道思想等等。
　　在隋唐時期佛教完成了中國化的過程，湧現大量本土宗門，不少僧人常常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為此撰寫了不少宣傳中國倫理綱常的佛教經典；在僧侶隊伍中還出現了很多“孝僧”、“儒僧”等等。中國的佛教宗派是在攝取中國傳統思想，特別是儒、道思想的基礎上創立起來的。天台宗把止觀學説與儒家的心性論調和起來，甚至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內丹”的方法也引進了佛教。華嚴宗五祖宗密不僅認為禪、教一致，還進而認為儒、釋同源。他寫道：“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途，內外相資，共利羣庶，策勤萬行……三教皆可遵行”（《華嚴原人論》）。禪宗是一個典型的儒、釋、道三教結合的派別，它在堅持佛教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同時，將老莊的自然主義哲學、儒家心性學説都融入自己的禪學中去。從菩提達摩的“與道冥符”到神秀的“觀心看淨”，都可以看到老子“靜觀其道”、“靜心致遠”的思想痕跡；從慧能的“能所俱泯”中我們可以看到莊子的“物我兩忘”的哲學思想。[7]
　　在佛教理論方面，漢傳佛教融匯了中國儒道文化的要素，成功實現了佛教的本土化。東漢時期佛教初傳，為了讓中國人能看懂佛典、理解其中義理，當時的譯經者採取道家、儒家和陰陽家等學説的詞彙與概念，來解釋印度佛教經典中的名詞及思想，此謂格義佛教。格義佛教雖然會造成對佛教教義的曲解，卻是文化傳播的必由之路，對推動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普及具有重大意義。兩晉時期，一些僧人受玄學學派啟發，力求融會貫通佛學義理，他們只求意達而不拘泥於文字，於是佛教般若學依附玄學而得以興盛。他們既是中國漢傳佛教獨立理解佛法、建構本土佛學體系的初步嘗試，也是漢傳佛教融合儒釋道智慧的深入發展。此後漢傳佛教的各宗派——天台、華嚴、禪宗等一直將中國儒家道家的心性論、倫理觀等融攝到佛法中，有力促進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華嚴宗宗密進而致力於“五戒”與“五常”的融合、佛道和孝道的融合等，將漢傳佛教融合儒釋道的智慧推到一個高峯。明朝末年，雲棲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四大高僧”繼續力倡三教融合。充分中國化的漢傳佛教融合了儒道思想後成為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8]
　　胡適認為中國某些時期是“佛教的時代”（the Buddhist Age）或者説是“中國思想和信仰印度化”的時代（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ese Thought and Belief）；信仰印度化是中國之大不幸；“印度不費一兵一卒就在文化上輕易征服並統治了中國2000年。”（Hu shih, former Ambassador of China to USA, “India conquered and dominated China culturally for 20 centuries without ever having to send a single solider across her border.”）胡適在一篇題為《印度吾師》的文章中就這樣説：“中國花了一千年才逐漸走出印度對中國的文化征服，並取得某些程度的文化獨立和思想上的文藝復興。”所然有些誇大，但也可以從則面看出某些時期佛教的影響力。
　　《道家道教與中土佛教初期經義發展》、《道家道教影響下的佛教經籍》，中通過對三教講論的具體考察，指出三教歸一之旨，三教融合，這已為學術界公認的事實。明，尤其是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為風氣。關於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研究，中外學者已有部分的研究成果。日本學者荒木見悟在《明代思想研究》、《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二書中，專以管志道、林兆恩、屠隆三人為個案，考察明末儒、佛、道三教的調和思想。而島田虔次更是通過對晚明士大夫生活與意識的勾勒，以説明三教合一思想對士人生活的部分滲透。柳存仁着有《明儒與道教》、《王陽明與佛道二教》等文，比較系統地釐清了明儒與佛、道二教之關係。而李焯然對明代着名學者焦的三教觀所作的個案分析，無疑更有助於理解晚明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