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姓名文化

姓氏是标志社会结构中一种血缘关系的符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成员赋予它某些规定性，用以调整和维持某种社会结构，于是形成一种姓氏制度。那么姓氏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呢？姓氏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呢？一起随小编来看看姓名趣谈吧！

　　中国的姓氏制度，主要是指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所采用的姓氏制度。它有这些特点：它是氏族血缘关系的产物，又是宗法制度的表现，其历史渊源非常久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姓氏制度之一。如果某个姓想要追根溯源，差不多可以回到数千年以前，这在世界史上是不多见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它与封建礼制相结合，标榜同姓同宗，抬高名门大族，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如魏晋时期盛行的“门阀制度”那样；它虽然以汉族原有的姓氏为主，但是也吸收和容纳了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因此它已经成为民族团结和融合的象征。

一、姓氏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的姓氏产生于什么时候？一般认为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那时的人们按母系血缘分成若干氏族，每个氏族都以图腾或居住地形成互相区别的族号，这个族号就是“姓”。据《说文解字》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氏”的产生比姓要晚一些，这是因为同一母系血统的氏族子孙繁衍，人口增加，同一母族分为若干支族迁徙到不同的地方居住和生活，每个支族都要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支族的称号，这个称号就是“氏”。一个氏族分成多少个支族，就有多少个氏。因此可以说，姓代表母系血统，氏代表氏族分支；姓是不变的，氏是可变的；姓区别血统，氏区别子孙。这就是姓与氏在最初阶段的根本区别。

进入夏、商、周三代，姓氏的功能除了保留那些原有的区别以外，又带上了浓厚的阶级色彩，特别是氏，都是由统治者赐封而得来的。正如《左传·隐公八年》所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氏族，邑亦如之。”意思是说，天子立那些有功的人为诸侯，根据他的出生赐姓，分封给他土地，并且由此确定他的氏号。诸侯以字作为国号，他的后人就用他的国号作氏；世代为官而且有功绩，他的后人就以官名为氏；有封邑的就以邑号作氏。可见，这时的氏已经是贵族地位的标志，贵者有氏，贱者无氏。如果封邑、官职或居住地发生变化，氏也就会跟着变化。如商鞅原为卫国贵族，可称“公孙鞅”，也可称“卫鞅”，后来他被封于商，故而又称“商鞅”。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男子称氏以别贵贱”。至于女子，她们在家只能按孟（伯）、仲、叔、季等排行相称。另外，夏、商、周三代，严格实行“同姓不婚”的制度，因此，女子在出嫁时都要用姓标明血统，而在姓之前冠以孟（伯）、仲、叔、季等排行，如孟姜、仲姜，孟姬、仲姬等，人们所说的“孟姜女”，并不是姓孟名姜女，而是姜姓长女的意思。女子出嫁后，可以在自己的姓前冠以出嫁前的本国国名，如周幽王的宠妃褒姒，本人姓姒，来自褒国；如果所嫁之人为国君，则可以在自己的姓前冠以所嫁国的国名，比如卫庄公的妻子姓姜，来自齐国，她可以叫“齐姜”，也可以叫“卫姜”，甚至在卫庄公死后还可以因卫庄公的谥号而被称作“庄姜”或“卫庄姜”。周代的晋、鲁两国不能通婚，因为都姓姬；但秦、晋两国却可世代通婚，因为秦国姓嬴，成语“秦晋之好”因此而成为婚姻的代用词。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女子称姓以别婚姻”。

二、姓氏的主要来源
　　姓氏的来源相当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最早产生的姓多带女字旁。如炎帝姜姓，黄帝姬姓，少昊嬴姓，虞舜姚姓，夏禹姒姓等。

（二）以国邑为氏。如周朝建立后，天子大封诸侯，包括同姓宗族和异姓功臣以及夏、商王朝的子孙。这些人得到大小不同的土地，建立了许多诸侯国，鲁、卫、晋、滕、虞等姬姓国；齐、宋、陈、焦等异姓国。诸侯国的君主还可以把自己的土地再分封给卿大夫，称为“采邑”。这些卿大夫势力逐渐壮大，又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如韩、魏、赵等。这些国名后来都成为氏。以赵为例，其祖造父，为周穆王的车夫，本姓嬴，与后来的秦国国君同祖。相传穆王西巡，造父赶车，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穆王以赵(在今山西省洪洞县)地赐封造父，因以为氏。京剧《赵氏孤儿》即写晋景公时赵朔被杀，其妻遗腹生赵武，赵氏家臣公孙杵臼和赵氏友人程婴为保赵氏遗孤，定计以程婴之子代赵武受戮，而将赵武藏于山中。后赵朔平反，赵武复位，传三世而为赵襄子。赵襄子于公元前475年始建赵国，初都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后迁邯郸，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因此，中国的赵姓起于山西，盛于河北。西汉时的南越王赵佗、三国时的赵云和宋太祖赵匡胤都是今河北人。

（三）以官职为姓。如司马、司空、司徒、司寇、史、理、钱、宗、帅等。以司马为例，与程同出一姓，其远祖为颛顼的曾孙重、黎。周代封重、黎之后于程（约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以程为氏。周宣王时有程伯休父出任司马，后人遂以司马为氏。司马迁、司马懿、司马光均为其后裔。

（四）以祖父或父亲的名或字为氏，这是宗法制的明显特点之一。根据宗法制的规定，天子的儿子称“王子”，王子的儿子称“王孙”，王孙的儿子则以其祖父的名或字为氏；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也以其祖父的名或字为氏。如周景王为天子，其子为王子、名朝，而王子朝的孙子就以朝为氏，后写作晁。这类姓有牛、关、何、丰、乐、仇、虞等。

（五）以排行次第为氏。这也是宗法制的一种体现。周代以孟（伯）、仲、叔、季作为子孙排行的次序，其后裔则可称孟氏、伯氏、仲氏、叔氏、季氏。

（六）以爵号、谥号为氏。爵号以王、侯二氏最为突出，特别是王氏的来源不止一处，但都与先祖封王或称王有关，故有姬姓王，子姓王、姒姓王，还有少数民族的王，在中国成为一个大姓。谥号如文、武、穆、桓、闵、简等。如宋武公之后人以武为氏，宋穆公之后人以穆为氏，齐桓公之后人以桓为氏，等等。

（七）以居住地为氏。这一类人没有资格得到封赏的土地，便以所居住的地方为氏。如住在傅岩的人以傅为氏，住在池边的人以池为氏，住在柳下的人以柳为氏，此外，还有西门、东郭、南宫、东方等。

（八）以职业或技能为氏，如张、屠、陶、甄、史、巫等。在夏、商、周时代，这些人相当于低级贵族，不得封土，但可称氏，当时称作“百工”，后人即以其从事的职业为氏。

（九）以事件为氏。这类姓氏不多，但却很有意思，如李氏，其祖为少昊的后裔皋陶，本姓嬴，在尧、舜时任理狱官，掌刑狱，后人以官为氏，称“理氏”。商末理征因得罪纣王被杀，其子理利真逃往山中隐居，以一种树的果子为食，即木子，谐“理”的发音，其后人就改为李氏。相传老子即为理利真的第十一世孙。汉武帝时有丞相田千秋，年老而未退休，皇帝特许他乘车入宫，时人称为“车丞相”，后人即以车为氏。

（十）避讳改氏和皇帝赐姓。这种情况也不少。如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姬姓改为周姓；唐宪宗李纯即位，淳于姓改为于姓等。皇帝还常常把所谓“国姓”赐给自己的功臣，以示殊荣。如唐代的许多开国功臣都姓李，如徐世积改为李积，世字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不称。另外，赐姓也可以作为一种镇压手段，如隋代杨玄感谋反被杀，赐其后人为枭氏；武则天即位，赐唐中宗的王皇后为蟒氏。

（十一）由少数民族的称呼转化而来，成为双姓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宇文、鲜于、尉迟、慕容、长孙、贺兰等。北魏孝文帝实行民族融合政策，命令鲜卑人改姓，皇族拓跋氏改为元，其他贵族改为穆、陆、贺、刘、楼、于、尉等；隋唐时有西城九姓小国，归唐以后以其国名改为康、曹、石、何、史、安等九姓，安禄山、史思明即其中两姓。事实上，现存的许多姓，如张、王、李、赵、刘、曹、吴、罗、包、何、葛、金、关、佟、康等既是汉族的姓，也是少数民族的姓。

三、古代的望族和大姓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姓氏不但标志一个人的血统，而且标志一个人的门第和地位。汉魏以来，盛行门阀制度，姓氏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帝王、功臣、贵戚之姓取得尊贵地位，享有社会的某些特权，可以左右当时的场面，逐渐形成一些豪门大族。东汉时，除皇族刘姓为第一大姓外，还有所谓“四姓小侯”，即外戚窦、郭、阴、马四姓。汉明帝曾为四姓子弟单独设立学校。到东晋时，原来中原地区的一些豪门家族，随晋元帝到了江南；成为当地的“侨姓”，这主要有王、谢、袁、萧等；而当地还有朱、张、顾、陆等高门，称为“吴姓”。两个贵族集团共同成为南朝二百多年的统治支柱。其中王、谢二姓，门第极高，权势极大，世代通婚不绝，先后出了许多名人，如王敦、王导兄弟，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谢安、谢玄叔侄，谢灵运、谢朓两大诗人。史载，侯景依仗朝中地位，想与王、谢结亲，梁武帝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隋唐时代，科举盛行，寒门庶族大量进入统治阶层，但门第观念依然流行。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编修的《大唐氏族志》，虽然强制性地把李姓列为第一，但社会上层的观念是很不屑的，郑、崔、卢、王仍有很高地位。李姓以陇西为贵，崔姓以博陵为贵，卢姓以范阳为贵，郑姓以荥阳为贵，王姓则以太原和琅琊为贵。五姓之外，还有河东裴、薛二姓，与五姓并称“门阀七大家”。唐代的宰相及其他高级官员大都出身于这些高门。《西厢记》里崔小姐原本许配给老夫人的侄子郑公子，但却爱上了张君瑞。老夫人极力反对，就是因为崔、张二姓门不当户不对。

由于推崇高门大姓，便产生了所谓的“郡望意识”。“郡望”是指某一姓氏世居某郡县而为人们所仰望，实际指某一姓氏的社会影响。人们注重出身，看重门第，是封建社会普通的社会心理。如韩姓以昌黎为郡望，刘姓以彭城为郡望，陈姓以颍川为郡望，周姓以汝南为郡望，张姓以南阳为郡望，王姓以太原为郡望，杜姓以京兆为郡望，等等。不管这些姓氏分布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以“彭城刘”、“颍川陈”、“汝南周”、“太原王”、“京兆杜”为荣耀。如福建省莆田市一带的民宅上总嵌有“彭城流芳”、“颍川流芳”、“太原流芳”等，你一看就知道这家人姓什么了。

四、全国姓氏数量
　　宋代初年，钱塘的一位读书人编过一本《百家姓》，内收当时常见的单姓408个，复姓76个。由于宋朝皇帝姓赵，钱塘所在的吴越国皇帝姓钱，其后妃姓孙姓李，因此《百家姓》以“赵钱孙李”开头。但《百家姓》所收姓氏甚少，不足以反映全国姓氏的状况。其后又有许多有关姓氏的书出现，所收姓氏数目各不相同。明代陈士元编《姓综》一书，共录单复姓3625个。近代臧励和所编《中国人名大辞典》，已收入4129个。1984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姓氏汇编》收录达5730个。而稍后出版的《中华姓氏大辞典》统计，中国历史上共有姓氏11969个，其中单姓5327个，双姓4329个，其他姓氏2313个，可是现在常用的姓氏不过200个左右，其中最常用的单姓只有100个。

五、中国人的名、字与号
　　中国人注重姓氏，以姓氏为自己的根基和归属；但是中国人也注重名字，因为名字才是自我的存在。古代中国人为了表示自己的某种理念和追求，还往往要取一个或几个“号”。然而，我们现在说的“名字”，其实只是古代的“名”，现行社会已不大流行“字”了，“号”当然更为稀少了。

“名”的概念极早，恐怕在原始氏族社会就已经出现了。据《说文解字》云：“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具也，其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这种“以口自名”的“名”，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小名”（乳名）。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扩大，才产生了后世通行的“大名”（学名）。

自古以来，中国人很讲究命名，而命名的出发点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周朝建立，礼制规范，如何命名也有了许多规定。如《左传》所说；“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即以出生时的情况命名为“信”，以道德品行命名为“义”，以某一物的形象命名为“象”，借用某一物体的名称命名为“假”，取婴儿与其父相同之处命名为“类”。此外还规定不以国名、官名、山川、隐疾、畜生、器帛等六种事物命名。春秋战国以后，社会礼制急剧变化，其命名现象更多反映了社会下层的风貌，以贱、丑命名，如晋惠公的女儿叫“妾”，鲁文公的儿子则取名“恶”，等等。这时的人们还喜欢在姓和名之间加一个毫无意义的助词，如烛之武、介之推、申不害、吕不韦等，其中的“之”、“不”都是助词。汉代国力强盛，祈求长生不老，人们取名也多用“安国”、“延年”、“延寿”、“千秋”、“去病”等。西汉末年复古，王莽禁取复名，人们多取单名，直到东汉、三国，单名依旧盛行，因此一部《三国志》，人物几乎都是单名。到魏晋南北朝，因单名重复太多，复名又兴盛起来，由于受士大夫清高风气的影响，人们取名喜欢用“之”字，如祖冲之、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裴松之、刘牢之、颜延之、寇谦之等；其时又因佛教盛行，命名又多取佛语，如王僧辩、王僧官、柳僧景、崔僧护、崔僧佑等。以后数代，取名均受时代影响。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不少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起一个好名字。起一个好的名字，我认为不外乎有这样几个要点：一是不要与已有的名词和概念雷同；二是尽量不要起容易雷同的名字；三是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意蕴很多，有回味余地；四是不要崇洋媚外，要有本国和本民族的特点；五是在发音上容易叫，不拗口，发声响亮而铿锵，没有误解的声音歧义；六是用字不要生僻；七是要有独特的本人信仰和寄托的内涵；八要遵守本人所在姓氏的辈分字（或者叫行辈字）。

古代的中国人不但有名，而且有字，字由名演化而来，所以统称为“名字”。由于古人注重礼仪，因此称名称字大有讲究，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于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而字则用于下对上、少对长或对他人尊称，在多数情况下，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从历代的取字情况看，名与字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是“因名取字”、古人称为“名之与字，义相比附”。这“义相比附”正是取字的一条原则。总括名与字的关系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是名与字意义相同。如楚国大诗人屈原，本名平，原是字，平与原同义；三国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同义，等等。

二是名与字的意义相关。如三国赵云字子龙，古人认为“云从龙，风从虎”，云与龙因此相关；宋代陆游字务观；而秦观字少游，游与观相关，等等。

三是名与字意义相反。如郑公孙黑字子皙，皙为肤色白，黑与白字意相反；北宋词人晏殊字同叔，殊与同意义相反，等等。

四是名与字的意义取自五行相生。如楚公子壬夫，字子辛，壬为水，辛为金，名壬字辛，取水生于金之意，等等。

五是以孟（伯）、仲、叔、季排行为字，如汉高祖刘邦字季，汉代史学家班固字孟坚（坚与固同义），等等。

此外，还有取于古语和成语等情况。
　　古人在名字之外还有“号”，这又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号的起源虽然很早，但其流行则在唐宋以后，明清时为盛，这与唐宋以来的文学发达不无关系，也与儒道文化对文人的性格影响直接相关。一方面，是社会对文人学士有一种推崇和敬佩的心理；另一方面，是骚人墨客企图用一种委婉曲折的手法表达自己超然物外的理想和情趣。正因为如此，“自号”极为流行，取号方式皆由文人士大夫的性情、爱好及其居处环境而定。但其含义不外乎追求旨趣，祈求自勉，表明环境，显示收藏，描述形貌，取自文学意境，表现自身才能和专业等，这些自号，或用于本人，或用于斋名，如唐代大诗人杜甫号“少陵野老”，南宋史学家郑樵号“西滨遗民”，元代冯子振号“怪怪道人”，明末朱耷号“八大山人”，唐代大诗人李白因生长于青莲乡而号“青莲居士”，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因贬黄州居于东坡而号“东坡居士”，黄庭坚号“山谷道人”，明代画家祝允明因其有十一指而号“枝增生”，清代画家金农以其藏砚丰富而号“二百砚田富翁”，清代诗僧寄禅则号“八指头陀”，清代诗人朱彝尊自号“夕阳芳草村落”，陈鸿寿则自号“梦饲千八百鹤斋”，而明代画家唐寅号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徐渭则号“水田月老人”，清代画家郑板桥自号“青藤门下走狗”，等等。

六、少数民族的姓氏
　　下面我们再谈谈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姓氏和名字问题。自古至今，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许多的兄弟民族在接受汉族文化的同时，也主动使用了汉字姓氏，如汉代的匈奴，单于家族为挛羝氏，贵族中还有呼延氏、须卜氏、兰氏。到东汉以后，匈奴人纷纷改用汉姓，呼韩邪单于的子孙，至三国时改姓为“刘”；此外还有呼延、卜、兰、乔等四大汉姓。羌族人后代后来多改用汉姓，但名字仍然保持本族特色，如石勒的父亲姓周，名曷朱。鲜卑族姓氏最常见的是宇文氏、慕容氏、拓跋氏等，至北魏时，进一步把复姓改为音近的单字汉姓，如拓跋氏改为元，丘穆陵氏改为穆或凌，步六孤氏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贺楼改为楼。尉迟改为尉。唐代的突厥族，阿史那是其大姓，后来有的改姓“史”，有的被唐朝赐姓“李”。南诏国王姓蒙，此外南诏的大姓还有孟、庄、杨、赵、段等。契丹族耶律氏建立辽国，女真族完颜氏建立金国，蒙古族孛儿只斤氏建立元朝，于是又出现了许多新姓氏，如萨、赛、石抹、蒲察等。清朝以后的满族人，近二百年以来，也往往改用汉字的姓氏，如爱新觉罗氏有不少改姓“罗”，关尔佳氏改姓关，钮钴禄氏改姓钮、那拉氏改姓那。满族人常见的姓氏还有佟、桂、舒、傅、郎，与关、罗、金加在一起，号称“满族八大姓”；而回族常见的姓氏有白、马、石、海等；壮族常见的姓氏是覃、韦、黄、莫、钟等，朝鲜族则多用朴、崔、金、李为姓，等等。当然，有的少数民族姓氏，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本族风貌，如维吾尔、哈萨克、藏族、蒙古族等多数仍然是复音转写形式，如乌兰、赛福鼎、阿沛，等等。